走向自覺的性別研究方法
“2011年社會學年會”相關研究綜述
鄭丹丹 李光玲
一、性別研究的方法自覺
近15年來，婦女/性別社會學已成長為學術界中最為活躍的研究領域之一，大陸學者的努力主要致力于如何實現(xiàn)婦女/性別社會學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學科化，可以肯定本論壇中一些學者的研究已經(jīng)頗具理論自覺和方法自覺。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佟新教授基于對男女兩性管理者的訪談資料分析發(fā)現(xiàn)企業(yè)管理中存在著一種關懷倫理，體現(xiàn)在她們對于親情的關注、對于團隊的重視和對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努力之中，它對企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具有重要價值。但是關懷倫理因被以女性氣質命名而具有區(qū)隔性別或等級化的特性，成為不重要的或為男性管理者所排斥的，也就無法成為積極的管理經(jīng)驗。那么如何為女性以情感為紐帶建立起的社會關系以“正名”呢？佟新從認識論的角度分析提出唯有打破命名機制，才能有效重建知識。佟新根據(jù)文格拉夫的觀點總結認為從深度訪談到實現(xiàn)理解人們的意義世界至少要有四個步驟或內容：一是訪談者和被訪者的共同作用產生的談話文本，這里既有訪談者事先準備好的訪談提綱；又有被訪者自由的、對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的敘述；二是敘述的事實；三是回到被訪者的日常生活世界來解釋故事；四是進行社會學的解釋。她表示在深度訪談中出現(xiàn)的困境就是被訪者的表達困境或詞不達意和研究者進行社會學解釋時出現(xiàn)概念缺失或命名困境。對此王金玲發(fā)起討論，重建知識的路徑是選擇重新命名“關懷倫理”這一概念，還是選擇重新命名使用此概念者的身份呢？大家一致認為二者同時都需要！此外對于如何選擇訪談樣本和實施訪談技巧大家也討論激烈。總結而言，進行深度訪談的方法論討論正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知識生產，性別視角致力于克服性別氣質的刻板化對知識生產的阻礙作用。
浙江師范大學許放明從歷史和現(xiàn)實兩方面考察男女地位關系，并探討女性的應對。文章認為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體現(xiàn)了兩性逐步走向平等的過程：現(xiàn)代女性通過家庭經(jīng)營的“效率共享”原理，提升了家庭地位；兩性平等的制度文本不斷地健全和完善，女性的社會地位不斷提高；但是在現(xiàn)實的政治、經(jīng)濟領域由于社會組織追求效率，國家支持社會組織追求效率，從而女性地位有下降的趨勢。鑒于此，他提出女性的現(xiàn)實應對明智之舉就是在家庭領域要進一步爭取家庭主導地位，實現(xiàn)“能者”原則的家庭分工；在公共領域女性要依靠制度文本和婦聯(lián)組織，武裝公共領域所需要的知識、技術和能力，爭取兩性平等。對此徐安琪回應認為，兩性平等的制度文本只起到宣傳作用，發(fā)展性別平等關鍵之處在于領導層要有社會性別意識，此觀點引起與會者強烈共鳴。佟新現(xiàn)身說法指出，現(xiàn)在女性成才易出來難，皆源于制度不合理，人才發(fā)展戰(zhàn)略中的人才結構發(fā)展不均衡！
中國科學技術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院張文霞從性別視角研究了科學政策，提出一個基本假設認為不平等在科學研究領域同樣存在，文章基于量化的數(shù)據(jù)，也嘗試結合質性的方法分別從性別、主觀態(tài)度、家庭、社會參與、傳統(tǒng)價值觀和政策設計等角度來看女性的弱勢特性和獨特需求，探討科學政策對女性的支持和特殊政策是否必要，與會者也紛紛發(fā)表自己的看法。
浙江師范大學法林曉珊的文章梳理性別研究的相關文獻，從理論、方法兩方面的自覺反思和本土化、主流化、學科化三個層面的追尋，大致勾勒出了婦女/性別社會學研究在近15年的發(fā)展概況。具體來說，婦女/性別社會學的理論自覺就是深刻反思社會學理論本身可能是支持性別統(tǒng)治和男性霸權的基礎，中國學者自覺的理論意識就是要走出西方女性主義的理論陰影、父權制社會的男性霸權和傳統(tǒng)研究的性別盲點，讓知識生產與話語權力制度化、合法化；而方法論的自覺將指導理論發(fā)展，其途徑即是關注本土生活情境和女性自身的生活經(jīng)驗，打破定性和定量兩分法，整合女性主義方法論，倡導女性主義視角和社會性別分析框架。更多“建設性的反思”和爭論將指導女性研究未來的發(fā)展道路。在徐安琪進一步追問下，15年來中國女性研究的到底存在何問題，大家各抒己見。林曉珊認為婦女/性別社會學在近15年來浮現(xiàn)出理論自覺和方法自覺的軌跡并不是說這門學科已經(jīng)完全達到了理論自覺和方法自覺的境地，例如量化分析在女性研究中被忽視就是問題之一。
二、底層研究的學者立場與當事人立場
性別研究關注和傾聽底層弱勢人群的聲音，但是反對學者有意無意中使用的“強奸式研究”，尊重當事人的立場和邏輯，零價值判斷和提供幫助并不矛盾。
浙江社會科學院王金玲的文章借助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以詮釋學的分析方法解讀對性工作者的訪談資料，總結出性服務婦女六個服務選擇原則和三個實現(xiàn)自尊的策略。在她的文章中，王金玲拒絕使用“妓女”之類帶有價值判斷的詞匯，而選擇用性服務婦女和性消費男子之類中性詞匯指代這一人群，而大膽使用“撿拾和安放”這樣略帶文學色彩的詞匯，既是準確表達性服務婦女經(jīng)驗的需要，也是對男性主導的話語結構和價值判斷的挑戰(zhàn)。王金玲的研究掙脫了“他者”的桎梏，跨越了主流思維的局限，以當事人的眼睛，認識到性服務婦女在性服務過程中有一定的自我決定權/自我選擇空間，而這一基于個人意愿和主體性的選擇，也使得性服務婦女在性服務過程中有了一個撿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間。當這種自尊的私人體驗作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呈現(xiàn)時，研究者首先要意識到它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和存在的真實，然后將“自尊的私人體驗” 置于分析焦點，我們可以把握自尊的本質。由此自尊的研究落地成為對日常生活的探討，必將深化為對個人的非公共/公開的自我心理的探索。因此文章認為性服務對某些性服務婦女而言內蘊著某種自尊的生產和再生產機制，任何他人對于當事人“自尊”的評判或多或少都具有強權的含義，而當事人將成為自己自尊與否或多少的裁判。
上海社科院繆佳的文章基于2806份調查問卷和76個深度訪談，從性別和權力的視角探討了娛樂服務業(yè)女性基本權利被忽視給深入開展艾滋病預防工作帶來的障礙。研究指出提供信息的艾滋病干預活動并不能達到切實降低娛樂服務業(yè)女性疾病感染風險的目的，性別不平等和商業(yè)性交易的違法性使她們難以堅持在性活動中保護自己，導致生存權和健康權等基本權利受到損害。商業(yè)性交易在短時期內不可能被消滅，并且數(shù)量不可忽視，說明商業(yè)性交易女性在社會結構中充當了一定的組成部件（不管理論上如何否認她們的合理性）。這就需要將她們放置到社會結構中加以考察,在制度設計時考慮她們的權利和利益，在這方面，需要充分發(fā)揮民間草根組織的作用?？娂训陌l(fā)言引發(fā)大家對商業(yè)性服務存留的政府作為的討論，以及對王金玲提出的性消費男子“情感消費第一、性消費第二”觀點的爭議；而更多關注點集中在如何接近和訪談特殊人群，如性工作者，繆佳和王金玲等人的一致觀點認為，首先要給予對象以人的起碼尊重，其次是以當事人立場全新解讀私人話語。
福建省委黨校研究員周玉的文章以干部群體職業(yè)地位獲得的性別差異為例，對其中存在的“制度結構”因素（如法律、政策、規(guī)章等）和“非制度結構”因素（如如社會網(wǎng)絡等）進行分析，提出爭取良好的社會網(wǎng)絡支持，建構有利的“非制度結構”，有助于女性在職業(yè)地位獲得中避免劣勢，爭取和男性平等的機會。日本東京都大學的王巖就女性如何建構社會網(wǎng)絡提問引發(fā)大家的思考，周玉坦言某些女干部“社會歷煉少，難以獲得豐富的社會資源和社會支持”是其難以在職場上獨擔一面和擺脫“副職”困擾的重要原因。相反，那些職場表現(xiàn)優(yōu)秀的女性一般都善于處理工作關系，擁有充沛的社會支持。有親和力、善于“借力”體現(xiàn)了女性的智慧，因此較高的“業(yè)緣情商”和良好的社會支持網(wǎng)絡是女性在職場上成功的秘密武器。
三、話語、文本與性別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性別研究就開始廣泛關注話語和文本分析，認為其中存在很普遍的性別不平等現(xiàn)象；從本論壇的相關研究來看，話語和文本依舊是關注重點，但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體現(xiàn)在定量與定性的結合使用。
上海社會科學院徐安琪的文章資料基于2008年初在上海和蘭州城鄉(xiāng)以分層多階段概率抽樣的方法完成的“城鄉(xiāng)比較視野下的家庭價值觀變遷研究”的調查。在對親密伴侶（即目前有婚姻關系和異性同居關系）權力各種測量進行比較和反思的基礎上，以“總體上講誰在家中更有決定權”作因變量，并將資源假說、文化規(guī)范分析、婚姻依賴和滿足理論以及權力實施過程操作化為多維度的解釋變量。通過以親密伴侶權力為因變量的回歸分析綜合模型的分析顯示，基本證實了資源假說、文化規(guī)范解釋、相對的愛和需求理論、權力實施過程所具有的凈影響分析結果顯示，伴侶間的教育、收入等社會經(jīng)濟資源未呈顯著性，為家庭付出更多、持家能力強和親屬支持多的被訪有更多的決策權。依賴和需要婚姻的一方更愿意放棄家庭權力。當?shù)氐膩單幕臀幕?guī)范對婚姻權力有顯著影響。但有更多家庭權力的一方未必對自己在家庭中的性別平等表示滿意，是個人自主權利而不是相對權力對性別平等滿意感有預測作用。她的文章在變量選擇和結論上都有突破，通常認為的教育、收入深深影響個人家庭權利的因素未呈顯著性引發(fā)大量討論，徐安琪認為這是由于對解釋模型中的相關概念和變量作了改進有關，不同指標受性別分工和權重的制約以及一些指標是否反映了權力的內涵都是現(xiàn)在多維指標測量家庭權力的缺陷，結論與現(xiàn)實的差距受到諸多因素影響，需做更深入研究來完善研究模型。
華中科技大學李光玲以社會性別的視角，使用關鍵詞編碼的方法將《父母必讀》雜志31年父母主題的文本量化，達到分門別類和方便檢索的目的，在頻數(shù)統(tǒng)計和交互分類的基礎上，結合對文本內容的質性分析，研究發(fā)現(xiàn)1980—2010年間中國社會迅速發(fā)展和轉型，社會對父母角色的期待既有穩(wěn)定性和延續(xù)性，也隨社會分工、女性就業(yè)及價值文化、家庭結構和性別角色的衍變而變化。文本呈現(xiàn)的父母角色理想經(jīng)歷了80年代的為國教子、以德育人，90年代的父母孩子共同發(fā)展和新千年的父母角色去性別化發(fā)展趨勢，最大的變化是母親身份不必全職，父親參與范圍逐步擴大；但是母親的再現(xiàn)比例一直高于父親，對母職的強調和父親參與的高調倡導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傳統(tǒng)的家庭性別角色分工仍在延續(xù)。會上大家就如何給文章編碼，以及后期分析中如何將定量與定性方法結合展開交流，對953篇文章進行編碼和解讀是個浩大工程，描述好文本呈現(xiàn)的時代特征本身就具有價值。
四、研究實踐中的方法論考量
性別研究理論指導研究實踐。在本次論壇上，研究者們無論對城鎮(zhèn)市民還是對農民工、水電移民或者基督信徒的關注，性別視角的加入都使的社會問題通常被忽視的一面凸顯出來。
浙江師范大學許濤的文章使用1988年和1995年全國城鎮(zhèn)居民戶抽樣調查數(shù)據(jù)，對改革以來城鎮(zhèn)男女性別收入差距的進行實證分析。他指出1988-2002年間的有關兩性收入差距的研究各人因數(shù)據(jù)不同而未得出一致結論，更關鍵的是這些研究未分企業(yè)性質和職業(yè)群體，也未完整描述兩性收入差距的變化趨勢，鑒于此他采用謝宇和Shauman模型來分析工資的性別差異及其原因，研究發(fā)現(xiàn)男女收入之間的總體差距在擴大，但是國有單位的女性相對于非國有單位的女性而言，受到平等主義保護更多，她們受到的性別歧視更少，與男性收入的差距較小；對4類職業(yè)群體的研究顯示在較高地位的職業(yè)和較低地位的職業(yè)，男女性比收入差距是一致擴大的，而在中間地位的專業(yè)技術人員群體和辦事員群體，他們中間的男女收入差距則是先下降后再上升的。最后對不同時期男女收入差距的分析發(fā)現(xiàn)，不論在國有部門還是非國有部門，性別歧視和其它未知變量對男女收入差距的解釋力上升非常快，行業(yè)和年齡超越結構性因素和教育文化程度成為最重要的變量，這表明收入差距主要是在性別歧視上升和結構影響之下產生的。對于許濤文章的結論大家沒有爭議，只是在納入模型的變量上建議考慮市場因素，以便更多維地考慮兩性收入差距問題。
河海大學秦群、韓振燕和施國慶以烏江洪家渡水電站為例，研究了水電移民婚出婦女土地權益的保障，而水電移民婚出婦女移民人口問題，其實質是承包土地補償權益問題。實地的研究結合與水電移民安置補償測算模型的對比發(fā)現(xiàn)，移民婦女婚出后土地權益缺失；進一步對“人平法”、土地制度等原因進行分析，提出完善婚出婦女土地補償方法、認定婚出婦女為特殊移民、完善移民政策法規(guī)、堅持長期補償機制等相應的保障方案和政策建議，以保障移民的可持續(xù)生活，符合移民個人和社會的整體利益。王金玲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是性別盲點還是性別歧視提問施國慶，施在分析指出由于對庫區(qū)移民的概念界定，導致婚出婦女沒有土地權而婚入婦女有，說明這是政策制定者性別盲點使然，而性別歧視更多帶有明知故犯的意味。
福州師范大學羅小鋒關注到農民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普遍性，由此追問農民夫妻共同流動會否對家庭中的兩性關系造成影響以及造成了什么影響？原因是什么？他反思到已有研究存在諸多問題，例如多以女性視角預設農民工家庭的性別關系是不平等的，多少存在經(jīng)濟決定論的傾向，以及在二元論的影響下認為男女兩性關系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零和關系，看不到兩性合作的一面等等。鑒于此，羅小鋒以滾雪球抽樣的方式訪談34個農民工家庭，研究發(fā)現(xiàn)，農民夫妻共同外出后，夫妻間性別關系并沒有發(fā)生根本性改變，原有的平等關系復制到了城市。平等關系得以延續(xù)的原因如下：首先，夫妻間能力的接近是農民工夫妻能從事相似的職業(yè)；其次，丈夫們對妻子的尊重與體貼提高了后者的平等感；第三，家庭取向的農民工夫妻實行的關系取向的交換，這種交換重視夫妻關系的和諧以及家庭的整體利益；第四，農民工夫妻實行家庭取向的資源管理模式。但是農民工夫妻是家庭取向的，他們追求的不是西方性別理論中所強調的個體的權利，而是對家庭義務的平等。羅的研究結論得到與會者的欣賞和贊同，但是有些學者提問夫妻平等關系如何測量？是否考慮到訪談對象有意掩飾真相的可能？對此羅小鋒回應認為平等關系既有量化的客觀指標可參考，也會加入深度訪談中當事人的主觀標準；至于訪談的信度問題，由于都是對親朋的訪談，研究者易于取得信任，也能大致判斷真假。
上海大學李鵬從中國社會結構的“差序格局”特點出發(fā)，通過個人生活史來考察基督教與親屬制度之間的關系，發(fā)現(xiàn)一方面基督教“攀附”于親屬來傳播，另一個方面基督教也嘗試“逃離”親屬，建立自己的社會網(wǎng)絡和組織系統(tǒng)，把他們的關系簡單的歸納為“嵌入”、“建構”顯然是不符合中國社會的實情，這種“平等”與“不平等”的關系只有放在具體情景中才能闡釋女性在基督教中的作用和處境。因此文章呼吁在研究中國社會的時候不能照搬西方的學術話語，應注意“在地化”的解釋。
除了上述議題在主題報告中引發(fā)大討論，本次論壇收集的其他文章也方法和理論上體現(xiàn)了我們的本土化和自覺化嘗試，例如：
華中科技大學鄭丹丹歸納了女性主義研究方法，并闡述了這些方法原則的具體運用技巧。首先以性別視角分析日常生活中被當做理所當然的點點滴滴，即培養(yǎng)性別敏感性和將平凡生活“問題化”，抓住那些悖理的事件和沖突往往成就一項選題。鑒于在公私領域中女性弱勢地位被淡化的現(xiàn)象，作者提出從“適應性偏好”來發(fā)現(xiàn)女性弱勢的事實；結構大事件的衡量標準和容納并展示女性經(jīng)驗的支離破碎是作者踐行的如何在研究中納入女性經(jīng)驗的做法。最后，作者指出性別研究要關注語言，檢視該概念的性別意涵，通過對語言本義的深入挖掘結構原有概念，以性別平等與社會公正原則建構新的概念。
天津師范大學王向賢關注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人階級的巨大變化，但是還沒有將男性工當做有性別的人來研究的，因此他通過對兩部關于下崗前后男性工人的記錄片和一部訪談錄，從男性研究的角度對大型國有企業(yè)的男性工人進行研究，重點關注在于研究被政權稱為“共和國工業(yè)長子”的大型國有企業(yè)男性工人的男性氣質是如何形成的，正在發(fā)生著怎樣的變化，政權、階級、性別、單位制、代際關系等是如何交織互動的。研究顯示三十多年來男性工人由主人翁變成下崗工人，其男性身份的男性氣質收到了重創(chuàng)。
浙江師范大學葉暉關注到女性和少數(shù)民族很少有機會在以男性語言為主導的媒體上發(fā)出屬于自己的聲音，基本處于失語狀態(tài)。為了改變女性群體在媒體中面臨的“從語言符號中消失” 的困境，主張通過女性的自我拯救、重塑制媒者的性別視角、強化媒介監(jiān)管者的社會責任和完善媒介組織的自律機制等對策來重建大眾傳媒中的女性話語權力并最終完成傳媒中的女性形象由邊緣到中心的轉變。
廣西師范大學肖富群利用對江蘇、四川兩省1206名農村子女的問卷調查資料，探討獨生子女政策能否增進農村子女的教育性別平等這一問題。研究發(fā)現(xiàn)：獨生子女政策能增加農村子女享有家庭教育資源的份額，增進農村子女的教育性別平等，是建構農村地區(qū)教育性別平等關系的重要引擎。
最后，本論壇負責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王金玲做了本論壇的總結發(fā)言。她認為，在社會學年會上已舉辦了五屆性別論壇，現(xiàn)實表明，中國的性別研究已經(jīng)走到了“自覺”的層面，包括理論自覺和方法自覺。她認為，中國的社會性別研究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有進一步發(fā)展的空間：第一，學科空間，即任何一個學科的學者都可以在本學科內進行性別研究，社會性別作為20世紀末備受關注的分析視角無論對人文社科還是自然科學研究，都具有強大的解釋力；第二，婦女+本土立場。即中國的性別研究應強調本研究領域中弱勢性別的立場，尤其是在大多數(shù)領域作為弱勢性別群體的婦女的立場，以及加強本土化的努力，學者應關注本土生活情境和弱勢性別群體自身的生活經(jīng)驗的重要意義；第三，社會關懷。即性別研究既要解構更要建構，學者在重視理論研究的同時，也要重視研究的社會效用，應努力進入政策導向的層面，凸顯社會學應有的社會關懷。
參與本次論壇各位專家學者在自己的領域中納入性別視角，使用定性或定量或二者結合的方法研究各具特色的議題，并在性別議題的內容討論中處處彰顯著對方法論的思考，雖然爭論多于結論，但正是在這樣的學術成果交流中，打開了視野，為將來的進一步交流與合作奠定了基礎。
在本次年會上，本論壇提交的王金玲的論文《認識一個撿拾和安放自尊的私人空間——對性服務婦女服務選擇的一種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