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威維爾卡（Michel Wieviorka），國際著名社會學家、法國人文之家基金會主席。曾任國際社會學協會（ISA）主席、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社會運動與社會干預研究中心主任。

　　放棄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用一句非常精辟的話總結了我們如今的任務：放棄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指，我們研究的問題往往限于單一民族國家范圍之內。一旦放棄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就會發(fā)現，需要對所有問題進行重新思考，比如關注的對象、研究的工具、借助的理論、使用的范式等。

　　以社會融合為例，融合問題放在歐盟的立場上就是歐洲一體化問題。如果從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視角研究融合問題，指的是研究從其他國家遷移到歐洲國家的移民，看他們是不是有能力在歐洲國家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一些移民會在融合的過程中完全喪失自己原有的特性，另一些人則會在喪失部分特性的同時更加傾向于他們所進入的社會。如果放棄這種視角，就不能不考慮，這些移民從哪些國家來？如何過渡以及遷移后怎樣分散聚居？所以，方法論和視角發(fā)生變化，“問題意識”就完全不同。再如，在1915—1920年，有些日本人前往拉丁美洲特別是巴西定居，傳統(tǒng)的社會學家，會研究這些日本移民如何融入拉丁美洲社會。而我的一位博士生研究發(fā)現，巴西日裔移民的第二、三代又返回了日本，然而在日本受到了種族主義歧視。雖然這些看起來是日本人，但從精神上講并不是日本人，所以，他們在日本反而比在巴西的處境更邊緣。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日本在足球上非常崇尚巴西。但分析這樣的問題，利用傳統(tǒng)的社會學方法很難進行。

　　這些變化使我們不得不對社會學，進而所有社會科學學科進行重新思考。以歷史學為例，該學科傳統(tǒng)上盛行著民族敘事方式，因為出現上述變化，歷史學出現兩種研究轉向，一種是全球史方向；另一種是個人史方向，包括對邊緣化團體的研究。作為民族敘事的歷史學已經解體，取而代之的是全球的、多元的敘事。

李培林、戈爾什科夫等主編：《金磚國家社會分層》（中英文版）封面。 資料圖片

　　打破傳統(tǒng)學科分工格局突顯全球視角

　　在社會科學依然由歐美主導時，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分工非常簡單，社會學家致力于研究西方社會中的問題，人類學家則對遠方的民族和部落更為迷戀。如今這樣的分工格局在西方已被打破。原本人類學家所研究的那些遠方國家、民族問題，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經變成世界體系的一部分。比如，法國的一位人類學學者，研究的是巴黎的地鐵以及盧森堡公園。所以，現在需要以另一種方式來提出研究問題。

　　社會學研究確實已發(fā)生巨大變化。過去，是在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研究問題，國際問題與國際關系只是作為研究的背景。例如戰(zhàn)爭和恐怖主義問題。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恐怖主義僅僅發(fā)生在民族國家內部，只是在某一個地區(qū)想獨立成為一個國家時，才會把它置于國際背景下。而自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后，我們發(fā)現恐怖主義已經全球化了。要理解為什么恐怖襲擊在世界各個地區(qū)造成了如此多的傷亡，在研究發(fā)動恐怖襲擊的國家的同時也要具有一種全球性的視角。

　　同樣，對于戰(zhàn)爭問題，我們既需要從地區(qū)視角出發(fā)的思考，又要有一種全球性視角的思考。美國學者阿道夫在《新舊戰(zhàn)爭》中描述了如今的戰(zhàn)爭和過去有什么不同。再比如研究發(fā)展問題，也同樣需要從全球的視角，而不僅僅從地區(qū)的視角來思考，李培林教授和其他國家學者共同主編的《金磚國家社會分層》英文著作就是很好的范例。這本著作也帶給我們一個啟示，即研究發(fā)展中國家時不應僅僅關注一個國家，而應該研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等一系列國家。上述變化也迫使我們在對個體進行研究時，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僅從歷史角度或用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來研究。

　　再以“身體”研究為例。傳統(tǒng)研究一般將身體和思想進行區(qū)分，而對個體身體的研究關注不夠；在全球化視角下，必須思考全球化對個人身體的影響，如舞蹈，武術，人體的穿孔、刺青等。當然值得挖掘的相關領域還很多，實際上，我們的研究對象也發(fā)生了改變。